“于敏为我国国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两弹一星’功勋，他业务能力强，严谨求实，是坚持科研真理的模范。” 82岁高龄的胡思得，尽管腿脚不便，但依旧坚持来到八宝山，与于敏告别。在长期工作中，他与于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忆起于敏对于两弹理论的艰辛探索，胡思得敬佩不已。

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为了研究氢弹理论，于敏其实承担了很大的损失。于敏天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但为了祖国需要，于敏义无反顾地改变了专业，也从此开启了28年隐姓埋名的保密生涯。

“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所以我们称他为中国的国产专家。他非常聪明，又很勤奋，在氢弹研制过程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攻克了中国氢弹研制的关键环节。”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当时研究的一大困难是计算的繁复。那时候中国的设备很落后，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且这台计算机95%的时间分配给了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

“我跟于先生算是有着不解之缘。”年逾八旬的郑春开是于敏先生的北大校友，他没有跟随学校的车队而来，而是自己提前来到了追悼会现场，只为能提前瞻仰先生遗容。“当时我们住得很近，但是我并不知道于先生在研究氢弹。当时，我的系主任给了我和同学们一个研究课题，让我们进行数据计算，也不清楚是干什么用的，数据算出来之后就交给了钱三强先生。19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些数据是我们给于先生提供的氢弹理论计算的基本数据。”郑春开激动地拿出手机中的照片展示给记者，“后来我还跟于先生合过两次影，照片很珍贵，我让我的学生都帮我复印了下来，珍藏在家中。我所做的工作能为他铺路，我感到非常荣幸！”

图为于敏先生的学生（中）来吊唁

在殡仪馆现场长长的告别队伍中，除白发苍苍的老者，不乏中青年群体，他们在寒风中肃穆而立，等待送别风范长者。“于先生责任心很强，非常注重培养比他年轻的一代。”杜祥琬回忆道。

“当年，于敏先生在理论部，我在试验部，由于工作原因，那个时候我们两人的联系很多。当时我们试验部遇到弄不明白的理论问题时，经常请教他，每次他都会耐心地与我们讨论研究，给予我们很多指导，这些指导意见对于氢弹试验都非常重要。”王乃彦谈起往昔，百感交集。

于敏先生昔日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张棕烨说起于敏对他的帮助、指导，同样充满感激：“于先生是我的恩师，带我工作了十年，在他的指导下，我受益匪浅。之于我，他不仅是循循善诱的良师和严格要求的严师，也是关心我的益友。”

而在现场的青年人，尽管很多未曾有机会聆听于敏的授课，但纷纷表示仰慕于敏先生的学者风范，特来相送。

但这场相送又是如此的艰难、不舍。张棕烨的眼里泛出泪花、几度哽咽：“于先生特别出色、努力，对所做的事从来都是无怨无悔。他生病后我去看望他，他知道我去了，虽然已经表达不出来，但眼睛仍炯炯有神。于先生给予我的太多太多，带我走进科研工作，教我怎么做人……”

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于敏曾写下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是于先生的座右铭，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非常需要学习这一点，要让自己淡泊、宁静，现在的学术界也非常需要宁静。”杜祥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