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们这些即将跨出大学校门的学子，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新闻公报后，激动的心情远非“欣喜若狂”四个字所能形容。我们与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一起欢呼雀跃，彻夜庆祝，同时，也盼望早日加入到建设祖国的行列中。我们虽然在北京上大学，但在毕业分配表上，却毫不犹豫地填写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结果，我如愿以偿地走进了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基地的大门。

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基地坐落于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占地1167平方公里。当我们这些从全国各大院校分配来的千余名应届毕业生从西宁乘火车来到这里时，欢迎我们的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漫天黄沙。

这里的气压不足海平面气压的三分之二。由于高原缺氧，长期在这里工作的人，有的头昏目眩、食欲减退，有的指甲翘起变形，甚至心室也会变肥大。这里虽远离城镇，但医院、商店、邮局、银行、影院等一应俱全，还有自己的公、检、法机关。

这是一个绝密的军事禁区。先来的同志告诉我们，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记的不要记，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说的不要说，一切都要谨言慎行。我们这些刚进入社会的青年知识分子，自然是唯命是从。那时，我们年轻气盛，身体健壮，对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什么明显不适，只觉得被挑选到这种单位工作，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充分信任。即使工作和生活有种种不便，心里也充满了自豪感。这里是我国核试验震惊世界的发源地，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最前线。这里虽然偏远，但与中南海紧紧相连。

口述者当年在基地的婚房

口述者在基地的家

1969年9月，基地当时承担着两个型号的核试验产品的研制任务。其中之一是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产品，王淦昌副院长是技术总负责人。当时，我与一位上海交大毕业的同事一起刚被调到一个核心车间的重点工段工作，诸事不清楚，见到黄澄澄的贫铀核部件，不仅生疏，而且有点害怕。一天上午，我值班后回到自己动手用马厩改造的所谓家中，刚端起碗要吃午饭，一位同事十万火急地在门外高喊：“老杨，老杨，不好了！车间出大事了，赶快回去！”吓得我饭一口没吃，抬腿就往单位跑，边跑心里边打鼓：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到了车间门口一看，三四辆小轿车停在门口，王淦昌副院长、朱光亚副院长，还有一位军人副院长都在，工段上所有的人都集合了。王淦昌不停地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朱光亚坐在椅子上板着脸一言不发，军人副院长一脚蹬在椅子上叉着腰，目光炯炯地巡视四周。

室内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一问才知道，是我所在车间负责生产的特殊形状核部件，由于工人师傅看错了图纸，把近800毫米长的部件多车掉了10毫米，因此生产出来的部件比图纸短了10毫米。产品原计划明天出厂，这个关键部件没有备件毛胚，加工废了要重新到兄弟厂去定做，周期至少要两个月。

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是中央领导亲自定下的试验日期，好多参试人员已经来到了试验基地，可以说到了箭在弦上的时刻。“这是一个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试验”。

大家都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作为新人，我当时非常着急，但也没有经验、没有办法。有一位哈工大毕业的老工程技术人员张家厚凑到王副院长跟前说：“我想了个办法，看行不行。部件多车去了10个毫米，找一个料头车个10毫米的环用过渡配合镶上行吗？”他还画了个草图说明。王副院长看后，当场拍板表态：“可以，可以。产品原来设计是3段，后来改成了2段，现在被迫又做成3段。你们赶快找料加工，保证产品按时出厂进行核试验。”他还一再安慰我们，“不要紧，不影响部件功能，大家不要担心，不会造成产品哑炮。”

老科学家的拍板使我们如释重负。方案一定，我们几个技术人员和工人赶快去库房找来料头，饭也顾不上吃，连夜加工至凌晨四点，把部件镶嵌加长完毕。产品总算按时出厂了。1969年9月23日，新闻公报传来了试验成功的消息，压在我们心上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完成第9次核试验的生产任务后，我很快就又投入了第10次核试验工作中，研制我国最大当量的核武器。其中贫铀核部件均由102车间重工段承担，其中特殊形状的核部件变化较大，增加了法兰盘和螺钉孔，尺寸大。理论部出了方案、设计部完成设计后就来我们车间联系生产，衔接得非常紧密，留给我们的加工时间很短。

理论上的设计要变成真正的核武器，很大程度上是对加工环节的挑战。比如理论上特殊形状的核部件理想是薄壳，但这在实际加工中难以实施。加工前要设计吊具、夹具、靠模、样板、编写工艺卡片……所有这些都要自己从头来弄。设计完了也未必能够加工出来。我到现在都难相信，自己居然能完成这件事。

仿形机床上加工不了，只能用大球车来加工，检查方法也非常传统，就是用样板来检验，看产品合不合格。加工内外表面的时候，因为曲面不规则，是坐标曲线，不是圆、抛物线等，因此更增大了加工难度，吊、装、卡、加工都遇到很大困难。我设计了吊、装、卡专用工装，解决了这些难题，特别是解决了悬臂过大产生振动的问题。据说我设计的吊具、卡具等运去了902，用于这种部件的加工。那真是一段敢想敢拼，充满创造力的时光。

在核试验的过程中，少了任何一个人的努力，试验都没有办法成功。团队里每一个成员所承担的压力都是非常巨大的。有一个核部件由三层材料组成，另外一层的加工任务由兄弟单位承担，中间那层材料比重很小但硬度很大，又有剧烈的化学毒性。我们戴着两层口罩、一层防毒面具，即使这样，加工时产生的一种气体让人头顶就像揭开一样生疼，难受难忍。当时，就是这样身体负重地完成任务。

中间层加工好、同侧外层胶合好之后，厂里就派我们坐产品车，把工件送去加工厂。到了加工厂，分厂的厂长接待我们。另一侧外层他们已经加工好了，和我们的部件胶合后，就等着车止口了。但这项工作有脱胶的风险，一旦脱胶很可能达不到贴合面积的要求，还要打螺钉孔，工艺精度要求很高。加工厂让我们拉回厂去自己加工。可是拉回去进行加工很可能就赶不上中央定下的试验时间了。

僵局之下，通过保密电话请示单位后，我们立即找来加工总工程师。当时是“文革”特殊时期，在加工厂总工的协调下，我们终于在下午4点钟时启程去加工厂分厂继续加工。加工厂总工就站在一旁，工人叫他回家休息他也婉言谢绝。这样一直加工到了凌晨四五点，完成了任务。

那次最大当量的核试验，于1969年9月29日圆满成功。前面后面其他武器的研制对我而言，印象再没有这样深刻的了。

2009年，建国60周年国庆节，我有一张天安门南侧观礼台的入场券，看到东风某导弹轰隆隆从天安门广场驶过，欣喜地用摄像机把现场录了下来。亲眼看到自己参与的劳动成果已用于战备值班，我真实感觉到自己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事。

（杨连堂，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65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曾任原二二一厂科长、办公室副主任。）

策划：杨金凤

编辑：余诗君

视频：宋其明 王陈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