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良（左）与二机部原副部长李觉在一起

历史都是分段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两个九局、两个九所以及两个九院。如果不把各个阶段的九局、九所和九院捋清楚，对于了解我国核武器研制生产这段历史，就会发生混乱。

第一个九局和九所

1955年1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创建原子能工业。1956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决议，设立三机部，主管核工业建设和发展。1957年10月，中苏签订协定，苏联答应帮助中国设计建设生产、装配原子弹的工厂（342工程）和研究原子弹结构的设计院（221工程）。

1958年1月，三机部党组决定设立第九局，主管核武器研制、生产和基本建设，李觉任局长，吴际霖、郭英会任副局长。同年2月，三机部改为二机部，九局也改为二机部九局。

九局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342工程和221工程的选址，同时寻找一个让专家和技术干部工作以及接收苏联技术资料和模型的场所。1958年7月，221工程（也称二二一基地）和342工程（1961年初撤销）定点在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对外称青海国营综合机械厂）。同年，邓小平批准了二机部提出的这个选址方案。接收资料和样品的场所定在北京北郊的花园路。

鉴于二二一基地建设工程浩大，短期建成投产不太现实，1958年7月，二机部批准九局先在北京海淀区花园路开工建设一个过渡性机构（也就是北京第九研究所），待二二一基地建成后，再由北京搬迁到青海。

此时的九局和九所，实际上就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李觉既是九局的局长，也是九所的所长。1958年10月，北京第九研究所公章正式启用，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研制机构在首都的正式诞生。朱光亚、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和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陆续调入九所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

北京的九所，原本只是一个暂设机构，主要任务是调集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准备接收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相关图纸资料。但1959年6月苏联突然撕毁协定，不再援助中国，党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之后，二机部积极执行党中央的部署，上上下下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早日造出“争气弹”。在加速二二一基地建设的同时，把开展科研工作的重点放在九所进行。

1959年到1962年，九所充实了必要的工作条件，建立了爆轰试验场（17号工地），科研实验取得重大进展，同时也调整和改进了科研机构的组织形式。

第一个九院和第二个九所

1963年，二二一基地具备了科研、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之后，九局决定九所的研究工作和人员有计划、分阶段地向二二一基地转移。

1964年2月，九局机构全面调整，撤销二机部九局、北京九所和青海二二一基地建制，同时成立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院机关、理论部和对外协作部门仍设在原北京九所旧址，二二一基地称第九研究设计院221分院，三线新建的基地称为九院312分院。

之前的九局和九所，由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九院成立，我国的核武器研制和生产进入了新的阶段。

1964年我到九院工作的时候，院里一共有三个公章。一个是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的章，是一个黄铜底座加红色木柄的公章，是最常用到的；另有个国防科委九所的黄铜章，还有一个类似于橡胶质的北京第九研究所的章，后面这两个用得比较少。

1968年，九院划归国防科委，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研究院。这期间，九院理论部改称九院九所（第二个九所）。

1969年，在国家的部署下，九院机关部分在京人员、九所（理论部）的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家属等一起乘专列搬到四川基地。1970年前后，二二一基地的大批科研人员、工人及家属也逐步向四川基地转移。

由于四川基地不具备科研条件，九所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从1970年1月开始，陆续返回北京花园路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出差生涯。直到1988年3月，明确九所是九院设在北京的一个研究所，九所人员才结束了出差生涯。

第二个九局和第二个九院

1973年，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研究院重回二机部建制。九院带着“文革”时期遭受的满身创伤又回到了二机部，并实行院厂分家，四川基地部分称为二机部第九研究院，青海的二二一基地和九○三基地分别叫国营二二一厂和国营九〇三厂。

1973年12月，二机部决定成立九局，归口管理第九研究院、二二一厂和九〇三厂。

1982年，二机部改为核工业部，二机部九局亦改为核工业部军工局，二机部九院改为核工业部九院，二二一厂、九〇三厂名称未变，归属核工业部军工局管理。

1987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批准撤销核工业部二二一厂的请示报告，二二一厂进入撤厂时间，具体工作由核工业部负责。

1988年3月，核工业部改名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核工业部军工局亦改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军用局。这时二二一厂已撤销，九〇三厂已并入九院，唯一剩下的九院亦改名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第九研究院。

1990年，九院脱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成立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1996年，经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军用局的基础上，成立核工业二二一离退休人员管理局。

厘清两个九局、九院与九所

两个九局，全称都叫二机部九局，名字一样。但前九局成立于1958年，后九局成立于1974年；前九局局长李觉，后九局局长赵敬璞；前九局办公地点在花园路，后九局办公地点在三里河二机部大楼；前九局是管理局，北京和青海两个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的人财物什么都管；后九局是职能局或称业务局，没有人财物权，只主管九院、二二一厂、九○三厂的科研试验生产工作。

两个九院，前九院是1964年成立的，叫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后九院是指院厂分家以后在四川基地的部分，全称是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简称都叫九院。前九院包含了北京、青海、四川三部分；后九院是前九院的一部分，包含四川基地，北京的九所，并入的九○三厂等部分，不包含青海二二一基地（国营二二一厂）。

两个九所，1958年的九局也叫九所。1974年院、厂分家后，在四川基地的九院分设了11个所，根据科研方向来区分，理论部搬四川以后，在九院的内部排序叫九所。1988年迁回北京后，也叫过北京第九研究所。但后九所跟1958年的九所又不是一个概念，后九所就是当年的理论部，前九所跟九局平行，它就是九局，九局就是九所。

1.李觉院长（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不久，李觉即被国务院任命为二机部副部长。）当时是九院一把手，他能团结班子里的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一道工作，很了不起。他对人亲切和蔼，关心他属下的每一个人。1964年秋，北京和青海基地的电话专线开通，我被秘书科调整到保密电话室。那时北京和青海基地的通话非常频繁，有时白天没安排完，晚饭后继续通话。李觉院长有时走得晚，来保密电话室看看，有时也坐下和我聊聊天，问我一些问题。我那时刚从部队下来，首长问话，马上站起来了。李院长说：“你别紧张，坐下来，坐下来。”

1974年新的二机部九局成立，办公地点在西城区三里河。我于1975年春到九局上班后，在机关大楼内能经常见到李觉老院长。他早已离开九院，在二机部任副部长。我们有时去他家里看望他，每次去了，他必给我们每人倒一杯酒。

宋学良（右）与李觉在一起

1994年，在花园路3号（现6号）院召开军工史核武器卷编委会会议，有一天午餐后，李部长要到塔院去看望九院的一些老同志。他看望了龙文光、徐步宽、陈忠贤。从徐步宽家出来，徐步宽在门口送李院长，李觉部长一边下楼一边回头跟徐说话，一脚踩空差点摔倒，我赶忙扶住他。他还看望了袁冠卿的遗孀柳钧玲、李信的遗孀吕萍，还看望了吴际霖、彭非、邓稼先、徐杰、徐庆宝等人的遗属。楼上楼下整整跑了一下午，当年50岁的我累得腰酸腿疼。李部长比我大30岁，他的疲劳程度可想而知。

2009年2月4日，李觉95岁生日，我去看望他。说了一会儿话，我说我要回去了，当我走到门口回头准备跟他说再见时，我看到他脸上的那种表情。那种眼神，我不知该怎样形容。2010年2月，李觉逝世。也许他已经料到95岁生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2. 吴际霖副院长在九院主管科研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对核武器事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他是四川人，保留了一口浓重的四川话，走路说话急急火火，他在青海基地工作时间居多。北京的家里就留下他夫人一个人料理。他夫人也是四川人，走路说话像吴副院长一样急急火火。她不仅要照顾两个女儿，还要照顾年迈的婆婆。

有一次，吴际霖从北京要回青海，我到他家帮他把东西拎到楼下正准备上车，吴际霖一回头，发现他的老母亲挪着年迈的步子也下楼来了，吴际霖赶紧搀着老人家把她送回二楼家中。

3. 郭英会副院长性格开朗，为人直爽，每天跟我们一样挤公交车从塔院到三里河去上班。有一次，在平安里换13路公交车时，他人没挤上去，拿的包被车门夹住跑了好几米，车停下来，车门打开他才把包拿下来。

4. 彭非副院长以前得过肺病，所以他走路一边的肩膀总是斜的。“文革”中他被关起来。有一次在花园路3号院内，彭非被带到院子里放风。我看到他后停下脚步，他看到我后也站在那里，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就这样我们谁也没说一句话。不久后，彭非就去世了，他去世时只有50多岁。

5. 王淦昌副院长为人随和。“文革”开始后，原来为在理论部大楼二层办公的四位技术副院长（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打扫卫生的工勤人员都“造反”了，我就每天去帮忙打开水、打扫卫生。王淦昌每次碰到我打扫他的办公室，总是连声说谢谢。1969年我结婚后，他见了我说：“你结婚了也不说一声，我也没送点礼。”我给他拿了一支烟，他说我不吸烟。

6. 郭永怀副院长高高瘦瘦的，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很有学者风范。有一次司机邵春贵拉着郭永怀去西单，邵下车办点事，回来后发现车不见了。原来是郭永怀发现停车的位置不好，就把车开到了合适的停车位置。邵春贵开玩笑地说你开吧，郭永怀说还是你开。

1968年12月，郭永怀从青海返回北京，乘夜航班机在首都机场降落时发生了起火爆炸，郭永怀和警卫员都牺牲了。当时他唯一的女儿在内蒙建设兵团插队。紧急把她召回北京时，小姑娘本来还挺高兴，有说有笑的，当听到她的爸爸去世的消息时，当场哇哇大哭起来。

7. 朱光亚副院长，我的记忆里，好像从来没有看见他笑过，他看起来好像每天都是心事重重的。他每天骑自行车从塔院到花园路上班。“文革”期间，有一段时间我负责给几位副院长打扫卫生。有一天我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拖地，忽然听到一声叹气声，我回过头一看，朱光亚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站在办公桌前，刚才是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文革”中，朱光亚只要有时间，总会参加我们秘书科组织的学习。在他出席“九大”会议回来后又一次到秘书科参加学习，我们的学习组长刘月娥说：“朱院长，你给我们说说‘九大’的情况呗。”他一脸严肃地说：“那怎么行呢！”刘月娥生气了，说咱们学习吧。学习结束后，刘月娥对朱光亚说：“朱院长啊朱院长，你就说毛主席红光满面非常健康，林副主席也非常健康，随便说几句不就行了？”但对于朱光亚来说，这些逢场作戏的玩意儿他可能真的不会。

8. 马祥副院长在九院主管器材工作，那时九院需用的器材种类比较多，马祥经常亲自出去跑。有一次马祥急着出去联系一项业务，正巧司机班的小车都出去了，马祥急了，说给我派辆卡车也可以啊。我记得后来是把一辆捷克产的大轿车开出去了。

后来我参加九院在花园路召开的一个座谈会，见到马祥也来了。我们一起去九所科研楼参观一个展览时，经过邓稼先院长的塑像，马祥说，咱们给邓院长鞠个躬吧。我们就向邓院长的塑像鞠了三个躬。

策划：杨金凤

编辑：申文聪